军机处，是清朝自雍正开始设置的中枢决策机构。

　　简介

　　军机处也称“军机房”、“总理处”，于雍正七年(1729年)因用兵西北而设立。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，恐漏泄机密，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，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，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，辅佐皇帝处理政务。雍正十年(1732年)，改称“办理军机处”。设军机大臣、军机章京等，均为兼职。乾隆帝时期复设军机处，从此成为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，一直到清末。

　　军机处总揽军、政大权，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。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，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。同时，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，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。

　　另外，军机处在办公场所和官员设置上没有正式的规定，也无品级和俸禄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军机处虽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，但归根结底听命于皇帝，成为封建皇权的统治工具。宣统三年(1911年)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被撤销。

　　军机处

　　历史沿革

　　康熙十六年(1677年)十一月，在内阁外另设立南书房，“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”，直接起草谕旨与处理机密奏议。

　　乾清门外西侧内右门以西，隆宗门内北侧，坐北向南的十二间庐房的最东端，也是原来侍卫值宿房的最东端，现在侍卫值宿房内设有“军机处史料展”。

　　雍正四年(1726年)，筹划用兵西北，为求保密并削弱内阁、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，密旨两路军需由怡亲王允祥、大学士张廷玉、蒋廷锡、总督岳锺琪于内廷密筹办军需。之后二年余，各行省尚不知出师西北之事。隶属于户部，亦称户部军需房，满文档案军需房、军机房、军机处曾同时存在。雍乾时人叶凤毛在《内阁小志》:“(军机房)即内中堂,即内中堂办事处也。凡内外大臣折奏有不交部即令中堂议覆者,洎廷寄各省谕旨,始皆园值人为之。有满舍人舒赫德、雅尔哈善,汉舍人吴元安、蒋炳,愿不换班,长侍内中堂。时西北两路出师征策妄,户部别立军需房,司官翁藻主之,于是袭其称,亦曰军需房,渐易为军机房,又以房为处”故军机处的产生与西北用兵并无直接关系，仅借用其名称，亦非削弱内阁，而是内阁在内廷的值房。其位置常在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外御河南军机堂，只有冬季在隆宗门内或西苑门北作为值庐。

　　《清史稿·职官志》载：“雍正十年，用兵西北，虑儤值者泄密，始设军事房，后改军机处。”

　　雍正七年(1729年)，清军大举征伐西北两路，六月初十(7月5日)正式设立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北侧(乾清门外西侧)，公布密办军需人选，选内阁中谨慎缜密者入值，以处理紧急军务。旋即改称办理军需处或军需处，再改称办理军务处、军机房。

　　雍正八年(1730年)，始称军机处，以张廷玉、蒋廷锡、马尔赛入值办理一切事务，成为定制。

　　雍正十年(1732年)三月，正式定名办理军机处，简称军机处，并由礼部铸造印信，用“办理军机印信”字样，“并行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”。

　　由于军机处本是一个非常的临时机构，自诞生之日起就摆脱了正式官僚体系的壅滞、繁琐的毛病，非常适合皇帝加强君权的意愿，所以，在准噶尔战事平定之后，按理应裁撤军机处，但结果非但不将其撤销，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军机处的权力，使其超越议政王大臣会议、内阁，成为最主要的政治核心。

　　雍正十三年(1735年)八月，乾隆帝即位后，以西北军事底定，撤除军机处，改设总理事务处兼理军机事务，简称总理处，以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、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为总理事务王大臣，原军机大臣讷亲、徐本、班第、索柱、丰盛额、海望、莽鹄立、纳延泰改在总理处“协办总理事务”或“差委办事”。

　　乾隆二年十一月廿八日(1738年1月17日)，准总理事务王大臣解职，复设办理军机处，以鄂尔泰、张廷玉、讷亲、海望、纳延泰、班第入值。

　　咸丰十一年(1861年)成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，军机处之决策权渐移。但在奕䜣失势后，军机处又重掌大权。

　　宣统三年(1911年)责任内阁成立后撤销。

　　成员

　　军机处主要成员为军机大臣及军机章京。军机大臣员额无定，最少时以三员为度，最多不超过十员，通常为四至七员，尤以五至六员为最常，由亲王、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或京堂充任军机大臣，通称“大军机”。设首席军机大臣，或称领班军机大臣，一般由满族亲王或大学士担任。

　　其他任职者，按各人资历分别被任命为军机处行走、大臣上行走、大臣上学习行走等。军机大臣须每天值班，等候皇帝随时召见。另选内阁中书等官充军机章京，通称“小军机”，满汉各半，掌缮写谕旨、记载档案、查核奏议。军机处具体职掌为：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;议大政，议后提出处理意见，奏报皇帝裁夺;谳大狱，参与重大案件审拟;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;随侍皇帝出巡，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，用字寄上谕的名义对各地各部官员发布指令，凡特旨简放大员，如大学士、六部、九卿、督抚、将军、提督、学差、主考及驻外使臣，皆由军机处开单请旨。

　　职权

　　军机处没有专官，军机大臣、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，回本衙门。军机大臣既无品级，也无俸禄。军机大臣之任命，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，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。

　　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，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，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。“只供传述缮撰，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”，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。

　　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机构，军机大臣职责是向皇帝提出建议，执行皇帝的政策，决策权完全在皇帝身上。因此军机处并不是中央的最高行政机关，充其量只能说是皇帝用作行使权力的执行机关。

　　乾隆朝，设置“议罪银”制度，在军机房设置密记处管理《密记档》，全由内务府满人担任，乾隆二十八年起，第一宗议罪银由军机处查催，和珅掌权后，议罪银方经军机查催交内务府。

　　主要特点

　　不存定制

　　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，仅称“值房”。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“军机堂”，初仅板屋数间，后来才改建瓦屋。军机章京的值房，最初仅屋一间半、后来才有屋五间。军机处也无专官，军机大臣、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，回本衙门。

　　军机大臣既无品级，也无俸禄。军机大臣之任命，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，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。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，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，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。“只供传述缮撰，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”，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中央集权的最好的工具。

　　运行高效

　　军机处的办事效率很高。根据内阁制度，下属官员有事题奏，或皇帝颁发诏旨，都是经过层层机构，辗转交送，常常要花费很多时间。军机处则不然，一切均由大臣和章京通同办理，皇帝有谕，随时奉诏承办，而且必须当日事当日毕。在通常情况下，军机大臣每日早5点左右进宫应召觐见皇帝，有时一天召见数次，主要是承受谕旨，然后回堂拟写。起先由大臣亲自主稿，后来才改由章京起草，大臣拟定。经皇帝认可后，按照谕旨的性质分“明发上谕”和“廷寄上谕”两种形式向下传达。明发上谕指交内阁发抄，宣示天下。廷寄上谕因奏请而降旨，事属机密，由军机大臣直接密寄具奏人。廷寄需封入信函，交兵部加封，发驿驰递，根据事情的缓急，或马上飞递，即日行300里，或400里，或500里，或600里加急，一律由军机章京在封函上注明。封口及年月日处，加盖“办理军机处”银印。如遇特别机密紧要的密谕件，则由军机大臣自行缮写封固，上写“军机大臣密寄”。这一套廷寄制度，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，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。

　　严格保密

　　军机处在清代初设阶段，由于无保密制度。时有部院官以启事画稿为名，侦探消息传播街市，目为新闻。造成清廷许多军国要事的严重泄密，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。这严酷的教训，使清代军机处不得不对保密规制进行强行规定。据清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载：军机处自清朝嘉庆以后其保密规制始严，规定凡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输谕旨，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输，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，军机章京办事处(章京系专职办事官员)不许闲人窥视，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准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。至于通谕王公大臣之事，在乾清门阶下传述，不许在军机处传述。并命科道官一人轮日至隆宗门内纠察。与此同时，军机处所收到的各类奏折和皇帝朱批的谕旨，都有一整套严格的保密管理规定，每日奏折，于寅卯二时发下，由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互阅。凡皇帝在奏折上批有“另有旨”、“即有旨”的奏折，由军机处章京贮于专门的保密奏折，由军机处章京贮于专门的保密黄匣中，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，然后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旨意，命军机章京起草谕旨，经皇帝石朱笔改定后，交各部院速议速办。为防止文件在传递过程中的失密，由军机处将文件密封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。

　　在文件的封袋上，分别规定右书“办理军机处封”，左书“某处某官开拆”，至于皇帝亲笔改定的谕旨，在封袋上，则居中大书“传谕某处某官开拆”，其封口及书年月日处皆钤印。除此之外，皆使领者(领取文件者)注明画押于簿中，谓之“交友”。这可谓保密责任到人了。

　　清军机处还实行了严格的归档保密规定，值日章京。凡所奉谕旨，所递片单，均钞钉成册，按日递添，月一换，谓之“清档”。凡发交之折片，由内阁等处交还及汇存本处者，每日为一束，每半月为一包。均责成章京检覆无讹，按季清档，月折及各种存贮要件，收入柜中，值日者亲手题封，谓之“封柜”。清军机处还设有专门的档案房，有专职的保密人员管理这些档案，由此而使军机处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之好，同时，为后代留下了许多难得的珍贵史料。

　　历史地位

　　地位

　　军机处总揽机要，还有向皇帝推荐官吏的权力，权限凌驾于内阁和六部之上。各地的奏章由军机处票签后呈请皇帝批示。皇帝的谕旨，凡属机要，都由军机处草拟，称为“密谕”，经由军机处通过兵部送达地方的督抚，称为“廷寄”，内阁无从过问。至于“文武官特简”以及西北两路军兵换防也要由军机大臣“进其名单”呈请钦定。军机处还立有“存记簿”，相当于机要档案，“凡有旨存记者，皆书于册而藏之”，“应密存事件，则密封存记”。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，成为国家的政治中枢。军机大臣无专职，亦无定员。军机处不设官署，除了奉命办事之外，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，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，即“只供传述缮撰，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。”。其官员互不统属，皆直隶于皇帝，军机大臣的罢置也听命于皇帝，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。它的设立是清代统治者在中央行政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。皇帝通过军机处，完全控制了全国的军政大权，实现了“乾纲独揽”的绝对君权。

　　军机处成立后，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被废止，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，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。军机处总揽军、政大权二端，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。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，无日不承命办事，出没于宫廷之间。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，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。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，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。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，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。

　　与内阁关系

　　雍正年间，自军机处设立后，内阁地位虽高，但无实权，军政大权均由军机处掌握。皇帝的各项重要机密指示，均由军机大臣起草发出，一般性的中枢文件才通过内阁颁发出去。

　　军机处的设置，取代了议政王参与议政的权力和内阁的“票拟批答”的职权，建立“廷寄”制度。此后，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，称为“廷寄”;各地督抚也将重大问题直送军机处转皇帝审批，称为“奏折”，不再像过去经过内阁奏报批答，也无需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。可见，军机处的创设，大大削弱了内阁之权，使之成为一个徒有虚衔，却不得干预机务的经办例行公事的机关。随着许多机密大事、军国要务都由军机处办理，“内阁宰辅，名存而已”。

　　与明朝制度比较

　　编辑明朝内阁最初和清朝的军机处类似，是辅佐永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，是一个纯粹的秘书机构。但是随着后来的皇帝的精力和能力下降，内阁逐渐有了一定的决策权，可以决定国家政务的，明朝的内阁首辅在某种程度上是行使相权的，比如著名的张居正。而清朝的军机处则纯粹是一个秘书机构，军机大臣只是提出建议，执行皇帝的决策，决策权都在皇帝。但是制度是一方面，关键在于清朝皇帝独裁，军机处始终是皇帝的秘书机构。而明朝内阁逐渐摆脱了纯粹的秘书机构，拥有了一定的行政权力，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璋和朱棣那么勤政，内阁的权力就小多了。

　　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以六部尚书和曾任经筵讲官的来兼任，他们的地位不算高。但内阁还算是国家的正式官署，成员是有品级的国家官员，其任免是有规章制度的。军机处最初在编制上只是一个临时机构，而非一个正式机构，其成员无品级，组成完全由皇帝任意安排。内阁大学士，还可以勉强称为国家大臣，而军机大臣则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。随着后来的发展，成为事实上的正式机构。

　　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，宰相的职权由皇帝所兼。只是宰相做错了，须负责。皇帝做错了，可以不负责。除这一区别以外，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。清代就更超越了这一限度。唐宋诸代的诏敕，宰相一定要盖章，没有宰相的章，就不成为诏书。清代行政反而成了私下的秘密，自然比尚有制度可循的内阁制又大大进了一步。

　　建筑

　　北京紫禁城乾清门西侧内右门以西，坐北向南的庐房面阔十二间，进深两间，自东向西分别为：侍卫值宿房(东四间)、军机处大臣值房(中四间)、内务府大臣办事处(西四间)。后来东四间的原侍卫值宿房内设有“清代军机处史料展”，中四间的军机处大臣值房为原状陈列。对面周庐五间则是军机章京值房，其东侧还有一座井亭。

　　2014年12月1日起，“清代军机处史料展”暂停开放。2015年，经改陈后恢复开放。恢复开放后，展览仍设在原址，取消原状陈列，全部改为“清代军机处史料展”。